​2020年地球一小时，我们以“为地球发声”为活动口号，引导更多人关注生物多样性；我们也开启“发声”栏目，帮助你对地球了解更多。

地球，作为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起源于46亿年前的原始太阳星云。

目前为止地球上公认最古老的生物是已经生活了约35亿年的蓝藻。

在约5.3亿年以前，地球出现了至今难解的“寒武纪生物大爆发”，海生无脊椎动物和藻类生物大量出现并繁衍演化。

而现代人类根据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1]，在距今25万年前才诞生于非洲。而自“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以来，地球上已经发生了五次物种大灭绝事件。[2]

与生机地球和自然界相比，人类存在的历史何其短暂；而人类历史与个体生命相比，又是何其漫长。于前者，我们将在本篇简要梳理人类文明历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迭代与发展；于后者，我们将通过呼吁“人与自然和谐新共识”的达成，号召大家践行代际公平[3]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为自然发声，更为我们人类自己发声。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4]

朴素的敬畏与探索

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通过制造工具，以猎狩采集的方式作为食物链的一环在大自然中生存，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完成了文明萌发的原始积累。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代东方农业文明逐渐在大河流域发源[5]，以灌溉农业为基础，出现了全新的社会经济模式与政治体制。受限于彼时人类低下的自然改造能力，我们的祖先在“看天吃饭”的精耕细作中学会了依赖自然法则与规律，最终形成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思想。

农耕文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类似的思想甚至被用于进行社会治理层面的解读。

例如，针对“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道家与儒家就分别有其各自的解读。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始自先秦时期思想启蒙，延伸到汉代与宋代哲学发展时期，于汉代兴盛，后及宋明理学，影响深远。其基本含义为“万物一体”、“天人相参”，强调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统一性。由此确立了一种人与自然相依、顺应自然的伦理，以反常自然现象规训君主进行国家治理，使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持续稳定[6]。

道家几千年前形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7]理念，即是对“天人合一”思想最精妙的阐述之一。其要义在于“万物与‘我’合为一体，要顺应、效法自然，不要因追求‘我’的欲求而做违反自然的活动”。

而在大陆的另一端，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古代文明，则通过海洋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奠定了海洋文明的基础。人们通过航海进行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城邦国家的兴盛孕育了人本主义的萌芽。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之于自然的把控地位。随着文艺复兴等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将近代哲学引向了“主体性哲学”的发展方向。

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古代文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界定虽然有理解和认知层面的偏差，但受限于彼时生产力、生产工具和生产活动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并未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从总体上看，人类与自然处于初级的平衡阶段，人类对自然以及社会的认识仍处在较落后阶段，亟待社会各层面的整体发展。

但从中亦不难看出，此时人类精神层面和主体意识已经开始了对与自然关系的些微思考，虽尚缺成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却也为后世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奠定了论证的基础。

欲望的滋长与危机的开端

17世纪，笛卡尔通过一次普遍、彻底的怀疑，将西方近代哲学拉进了“我思故我在”布下的命题之中。在主客二分的论证下，将人的“主体性”置于对客体“自然界”的支配地位，“赋予”了人对于自然界的支配权力。这一思潮历经资本主义发端与启蒙运动之后，于工业革命时期达到顶峰。

能力的提升滋长了欲望。18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到了现代工业文明时代。这是一个机械化大生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空前提高，人类正在无节制地享受主导自然、将自然资源转化为金钱的“收获”的快感。而正如恩格斯曾警醒世人所言：“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工业文明形态下人对自然的过度利用与开发，是持续至今的生态危机的开端，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割裂。

工业革命  图片来源于网络

煤炭作为工业革命中最主要消耗的一次能源，在燃烧后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在为工业时代的生产加足马力的同时，也为日不落帝国的晴空蒙上了烟霾。

1852年，酸雨现象首次发生在曼彻斯特。1873、1880、1891年在伦敦连续出现烟雾污染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最终造成当月约4000人因烟雾而死。

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也会致使水体污染严重，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浸染了城市的河流。而因水体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及其后滋生的大量病菌，导致了英国在18世纪发生的四次霍乱。即使在工业化进程较晚的东亚地区，也发生过日本昭和年代的水俣病等工业化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

除此之外，大量自然资源在工业化生产中被消耗，森林砍伐过度、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水土流失等种种全球性环境问题都被列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征服自然的“凭证”之中。

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看似在征服、损耗自然的过程中占据了与自然关系的“上风”，却不得不在更长久的未来经受自然施与的“惩罚”。这是人类与自然矛盾关系的暴露，更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斥”下不容忽视的文明进步的“症结”所在。

反思与新时代的理念发展

工业文明时代接二连三发生的环境问题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危机，震惊了全世界，同时也迫使人类重新反思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际层面探讨自然环境问题的会议。会议最终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各方达成了“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共识。1978年，伊林·费切尔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8]，工业化引发的严重环境破坏问题开始作为人类发展的时代性命题进入公众视野。随后，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三公约”[9]更是奠定了后世国际社会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多项原则，“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自此深入人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与“新定义”就此产生。

人类在20世纪后期开始步入新的文明时代，世人将其称之为“后工业文明”时代，暨“生态文明”时代。这是基于科学技术、人类认知、教育手段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文明，强调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石[10]。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普及，人类逐渐意识到，环保与GDP不再是一道单选题，通过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并重可促进人类发展与环境压力脱钩，达成人与自然的双赢。

但是，纵观人类发展史，如此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环境保护事业得到了各方的关注与长足的发展，但资本市场过分逐利导致的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使得环境恶化的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扭转。

世界自然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最新版《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在过去的50年间，全球脊椎类动物种群规模下降了60%，而同期人类生态足迹持续增加了190%。

《地球生命力报告》配图

大约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遭受灭绝的威胁，超过40%的两栖类物种､近33%的形成珊瑚礁的珊瑚和超过三分之一的海洋哺乳动物受到威胁｡[11]

IPBES第七次《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配图

此外，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全球温升，也已高出工业革命前平均水平约1 °C（0.8 °C-1.2 °C），若温升速度持续上涨，将在本世纪中叶前升至1 .5°C，对于自然的影响将不可估量。[12]

自然为人类福祉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我们用过往几千年人与自然相处的经验得到了今天：和谐相处方能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共生的真谛，却也需要人类用未来的更多的时间以拼命修补“瘢痕累累”的地球。

然而当人类认识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核心理念传承推广之时，我们是否还可以抱持一分的乐观精神，不负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生动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反复试炼，在我们还握有扭转这一自然危机的机会--却也可能是人类最后的机会之时，去做出更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呢？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里贯彻始终。在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的今天，为曾经难以取舍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议题找寻两全其美的全新解决方案成为了可能。在覆水难收之前，在二十一世纪二零年代的开端，以人类的名义，疾呼一份 “人与自然和谐新共识”（New Deal for Nature and People）。

“新共识”抱持“扭转未来，保护和恢复大自然”的2030年愿景，和这雄心勃勃的“零零半”目标：

1.  自然栖息地的丧失为零；

2.  因人类原因造成灭绝的物种数量为零；

3.  生产和消费的足迹减半。

“人与自然和谐新共识”配图

在我才华横溢的同事们为植物、为草原、为海洋、为世间万物等等奔走过后，让我们为人类自己、这个同样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万年之久的生物发声。尽我们人类最大的努力，加强减排雄心，极力控制全球温升，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遏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在我们继承了祖先古老的智慧权衡人与自然关系的答案之时，为我们的后代子孙得以承继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而刻不容缓，力挽狂澜。

我们期待与你携手，一起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曲线，携手推动《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的达成。

© WWF-US / Keith Arnold

我们同样期待来自公众、企业、金融机构、公民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每一个个体的积极、广泛参与。作为一名青年学生，你可以发挥所学专长与灵动头脑，为“扭转自然丧失”这一愿景找寻切实可行的创新性解决路径；作为一名企业家，你推动企业加快“可持续转型”的努力，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担当；作为一位生态环保从业人员，你投身环境工作“一线”，为“绿水青山”的建设奉献青春与智慧；你更可以作为一个关心且珍爱“自然“的消费者，从拒绝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杜绝食物浪费、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等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成为实现“扭转自然丧失”最有力的注脚。

人类个体力量虽然渺小，置身于人类历史中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每一个个体力量的参与都将影响着人类发展的尺度，每一个个体信念的转变都将决定着人类文明的走向。

是时候将“自然” 置于我们赖以生息的世界的核心，穿越山水林田湖草，跨过我们所遭受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等等生态的危机，捍卫可持续的未来。

本文作者 单诗尧
WWF环境政策项目项目专员，主要支持《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多利益相关方（青年、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城市和地方政府）的动员及参与工作。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参考资料
[1] 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recent 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是古人类学描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的起源与早期迁徙时，最广为接受的模型。
[2] 五次生物大灭绝分别为：奥陶纪-志留纪大灭绝、泥盆纪晚期大灭绝、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三叠纪—侏罗纪大灭绝和白垩纪—古近纪大灭绝。
[3] 代际公平，是指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种资源分配思想。要求不同代际之间公平使用自然资源。基本要求是：（1）每一代人都有保存和选择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权利；（2）每一代人都有享有健康、有较好生活质量的权利。
[4] 李瑞环.关于我国绿化的几个问题—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J].中国林业，1999（7）:4-5
[5] 如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和流域的哈拉巴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以及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
[6] 徐春.儒家“天人合一”自然伦理的现代转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41-47
[7] 出自庄子《齐物论》
[8] 伊林·费切尔在英文期刊《宇宙》1978年第3期（第20卷）发表了题为 “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的文章，文中首次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
[9]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10] 傅晓华.论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演化—从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的系统学思考[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5(03):96-104
[11]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第七次《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
[12] 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全球变暖1.5°C特别报告-决策者摘要》